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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农 “没有文凭学历限制，只要是高技能人才，都可以申请落户。”日前，广州市人社局局长杨秦透露，广东省正在大力推进高技能人才落户，按照分配要求，广州今年要完成16万高技能人才落户的任务，但截至目前只吸引了 6万左右的高技能人才落户。杨秦坦言，结婚、购房、九州体育等多方面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落户的意愿。(11月30日《南方日报》) 高技能人才落户广州的门槛并不高，也正因如此，广州今年16万高技能人才落户的任务，时至年底尚有10万个指标“没人要”，才让人觉得背后问题重重。一定程度上，或许既是农民变市民成本高的反映，也是城市过分强调经济属性的折射，还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了启示视角。
关于农民变市民的成本，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高成本问题，成了农民变市民的羁绊。在广州，落户后集体户口的孩子仍不能享受就近入学的待遇，公租房虽然覆盖外来务工人员，但看不到尽头的轮候使住房梦变得遥不可期。说到底，落户者与城市居民不能“享受均等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是问题的关键。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定位下，应该有区别于以往的解决思路——即政府搭台，市场唱戏。政府所搭的台子，是尽可能为外来人员和市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这个台子搭得丰满与否，决定着城市的吸引力。
在长期依靠投资拉动GDP的发展模式中，国内诸多城市过分强调了经济属性，而忽视了人本核心。但是，投资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避免地会推动物价上涨，从而在大城市逐渐导致“人才枯竭”。城市政府部门能否调整管理定位和格局，从过分强调经济属性中适当抽身，着眼于人本核心，考验着一座城市的未来抱负。
广州
落户指标“没人要”，打破了此前专家学者关于大城市户籍放开将人满为患的担忧，相反却说明，户籍不是关键，关键是户籍所附带的公共福利。由此给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启示是，一方面，城镇化不能只是建楼盖房，必须回到以人为核心的道路上来。另一方面，大城市在城镇化中并非就可以以“老大哥”自满，在城市化的大框架下，还有诸多短板存在。
城市落户指标遇冷，有人的无奈，也有城市的纠结，如何在转型期中消弭人才流动的羁绊，是改革需要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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