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97年10月即墨路小商品市场商贩们在兜售商品。冷延乐提供
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总是紧密相连。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大部署，对社会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今天起，我们推出系列报道，试图撷取部分市民的人生片段 ，来观察历届会议如何改变普通人的生活。
因家庭出身两次落榜 作为共和国同龄人，64岁的李芳从来没想过自己的命运会和国家的命运如此紧密相关。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城市人口被定为各种不同的阶级成分。因为父亲有实业投资和海外关系，李芳一家被划成“资本家”。
自她记事起，父母就谨小慎微地生活。但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这种成分还是深刻地影响到了李芳一家的生活。1965年，李芳初中毕业参加中考。班里出身好的同学都顺利上了高中，李芳却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落榜了。
也是在这一年夏天，正在筹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青海省农业建设第十二师”工作组来到山东省，在济南、青岛等8个城市招收知识青年参加青海西部大漠荒原的开发工作。
李芳急忙去报了名，却因为眼睛近视被淘汰。第二年，她继续报名，终于如愿以偿。
1966年4月1日，李芳坐上了开往青海的列车，寄希望于上山下乡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数据显示，青岛先后向青海生产建设兵团输送了五批共计4000名军垦战士，分布在柴达木盆地的格尔木、马海等地。
等真到了青海的连队，李芳才发现资本家的家庭出身仍然如影相随。“时代背景没有变，即便走到天涯海角，身上的烙印就在那里。”
1966年，全国高校停止招生。1972年恢复招生，招收“工农兵学员”。1973年，时年24岁的李芳参加了“文革”期间惟一一次大学招生考试，数理化一共出了12道题她全部答对，最终还是因为家庭出身被刷了下来。
恢复高考：拨乱反正的先声 被家庭成分困住人生的年轻人不止李芳一个。中国海洋大学退休教师刘增才教授回忆，他的父亲本是工人出身，在资料上被登记为地主。当他初中毕业想去考技校时，学校领导问了问他的家庭出身，就没了下文。
当年，刘增才也是怀着一腔热情从家里偷了户口本到青海下乡的知青。时间一长，这种浪漫主义情结逐渐被生活现实消磨殆尽。
知青们修渠、垦荒、播种，由于是盐碱地,到了收获季常常一无所获。“格尔木海拔2780米，空气稀薄，供氧量少，蚊虫凶猛，吃的东西半生不熟，井水的矿物质超标严重。连队里一年杀一头猪，每个人才能尝到一丁点肉腥。”
前途的迷茫让越来越多的知青在青海当地安了家。1976年底，时年27岁的刘增才和自己的初中同学在青岛结婚，不久又独自回到青海。为了照顾家庭，刘增才盘算着找关系把自己调动到宁夏的团部去，这样至少能把回家探家的频率改为一年一次。
1977年5月，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发表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指出“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当年10月，九州体育部出台《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恢复全国高校统一入学考试，成为社会拨乱反正的先声。1977年11月中旬，刘增才收到妻子的来信，知道了恢复高考的事情。“文科也得考数学，是个麻烦事儿。但必须要去做，因为这是回青岛的唯一一条出路”。
第一年恢复高考在1977年12月举行。在剩下的半个月里，刘增才和其他三个舍友借来了代数、三角函数、解析几何、立体几何四本课本，每个人轮流着看。等立体几何传到刘增才手中时，已经是高考前最后一天了。
搭上改变命运的末班车 1977年12月11日至13日，已经当了爸爸的刘增才和舍友们进入考场。等得牙都上了火，刘增才最终等来了好消息--他以海西州第二名的成绩被西宁师专录取了。
“这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曾经的77级考生在他的著作《中国考试发展史》中这么总结。
1978年的春季和秋季，先后举行两次高考。“报纸上登出高考的时间时，离考试只有一个月了。在那一个月，我白天给农场团部的学生上课，晚上复习。”错过了第一年高考机会的李芳参加了1978年的秋季高考，考出了320分，高出青海本科线40分的成绩。不过，因为年龄问题被划到了青海师专中文系读专科。“历史给了我一个机会，搭上了改变命运的最后一班车，让人生有了转折。”步入大学后的李芳是班里年龄较大的一个。和班里很多同学一样，她也很珍惜这次机会，用手头的钱买尽可能多的书来填补失去的十年时光。而刘增才在入学后的第二年就报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逻辑学的研究生。不过，即便是上了大学，家庭出身的阴影还在困扰着李芳。“说话很谨慎，就怕有一天资本家的帽子重新下来”。
1978年12月22日闭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让她看到了希望。从报纸和广播里得知十一届三中全会公告的内容，李芳非常欣喜。“可以摘掉那顶戴了多年的帽子了。希望在现代化大潮里有自己的贡献，希望自己是对国家有用的人。”
李芳记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思想也在慢慢发生变化。1979年5月，刚刚复刊不久的《大众电影》在封底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中一张王子与灰姑娘相拥接吻的剧照，引起全国争论。在1979年10月30日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不要横加干涉”论。
改革开放的首批受益者 数据显示，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高考报考人数是570万，录取比例为29：1。1978年，全国高考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显然，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青年都像李芳、刘增才这样幸运。
青岛恒利富吉珠宝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冷延乐就是其中的一个。1979年初中毕业，冷延乐在老家潍坊上了一年高中，就因家庭经济条件辍学了。“家里兄弟姐妹多，一年生产队就分30斤小麦，300斤地瓜，五六十斤玉米，根本不够吃。”冷延乐回忆，为了赚钱养家，1980年，他和几个初中同学来到青岛，开始在即墨路上摆摊。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两个农业文件，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家庭副业和农村集贸市场得到认可。197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迅速批转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
尽管国家层面有了政策，但“地方上掐得还比较死”。冷延乐说，那时候他们还是属于“散兵游勇”，经常会有工商人员过来没收东西。“两棵树中间挂根绳子，一米宽的距离，就是一个摊位。潍坊农村有些小厂子生产自行车车套，我们运到青岛来卖，一天能赚三五元。”冷延乐回忆，工厂的工人月工资只有 30多元。尽管如此，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摆摊还是被认为投机倒把，是种不光彩的行为。“有熟人赶紧躲着走。连我老父亲也说我，迟早会被割资本主义尾巴。”
冷延乐和同行们的活计是逐渐得到认可的。作为青岛的第一批个体户，他们成了改革开放的首批受益者。
1980年11月，在青岛市政府的支持下，即墨路小商品市场正式组建。冷延乐的摊位也由地下变为地上。按照冷延乐的说法，大约在1982年，即墨路小商品市场的摊位多了起来，顾客也越来越多。
“有了政策意味着我们被认可了。人做事情浮着做不成事情。原来是偷偷摸摸地做。安定下来之后，就甩开膀子干了。如果没有这个政策，经营环境没有这么好，私营业主不会发展这么多。”冷延乐从箱包生意发家，如今担任即墨路商会会长一职。
据其介绍，1990年左右小商品市场有2000家商户，平均纳税400元，算起来每月也有80万的税额。随着即墨路小商品市场叫响全国，先后有30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和领导人到该市场参观购物。
从青岛某高校退休时，李芳受邀将自己的经历作为励志故事给学生们做了一次讲座。2008年她回到曾经下乡的青海，见到昔日的战友，愈发感慨一次会议和政策转变带来的人生变迁。
本报记者 朱艳丽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李芳为化名)
（来源：九州体育-半岛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