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乾羽
近日在福建省福州市金融系统举办的篮球联赛中，福州市长杨益民代表福州市政府办公厅参赛。在对阵国开行的比赛中，杨市长一人独得64分，超过了对方全队的得分；在对阵兴业银行的比赛中，比赛还未结束，杨市长就已经拿下51分，在CBA效力的球员龚松林也参加了这场比赛，而他只得到11分。（8月18日人民网） 看问题有很多角度。如果从与民同乐和参与群众运动的角度看，杨市长能够参加金融系统联赛的友谊赛，其实是一种亲民的体现，也是对群众运动的大力支持。问题是，在参加比赛的过程中，他表现得过于“出风头”了——连续两场比赛得分50+，这个成绩足以让职业运动员望其项背。当然，这样的成绩未必是杨市长愿意得到的、看到的，这样的成绩一定对应着队友的给力与队手的松懈。但仔细想想，也没有什么实质的问题，本来就是友谊赛，并不涉及比赛的名次和排序，本来在友谊赛的赛场上，人们就会习惯性地表现出尊重，换做其他单位和企业，当领导出现时还不是一样“所向披靡”？
当然，公众对给领导放水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这种焦虑源自对官本位思维渗透和蔓延的担心。本来，官本位思维集中表现在官场，表现在面对权力的行使上，如果只是这样，公众还可以勉强接受，把这认为是官场文化，虽然看不习惯，但不必接受也不必被同化；可是，随着权力影响力的扩散，官本位思维也开始渗透和蔓延，官本位思维甚至成为一种面对权力时的自觉思维、普遍思维。这种思维在表现出对权力尊敬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权力的影响，颠覆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让人在权力面前变得小心谨慎、脆弱不堪、不知所以。
甚至，人们有时都分不清什么是尊重，什么是官本位思维：一边在强烈谴责官本位思维，把任何对领导的尊重都斥之为官本位思维；一边在生活中又会不自觉地表现出官本位思维，对领导投其所好。这本身就是官本位思维渗透和蔓延的结果与体现——当官本位思维成为一种文化时，人们虽有察觉和警醒，但因身处其中难免成为文化的产物。
到底该如何阻止官本位思维的渗透和蔓延？一方面，需要权利的觉醒和权力的节制，双方应该明确原则和底线在哪里，明白尊重与谄媚的界限是什么；另一方面，需要理顺权利与权力的关系，让权利成为权力的一种监督和制约，让权力回归服务的本质和属性。只有当人们意识且能分清尊重只是一种礼貌，而不是一种对权力的迎合时，官本位思维才能逐渐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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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九州体育-半岛都市报） [编辑: 林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