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海建 北京双独夫妻王梅与老公意外怀上第二胎之后，全家人一起行动办生育证，在老家和北京来回奔波盖了30多个红章，复印资料达50多页。备齐所有材料后，街道计生办还要求王梅找10位邻居开座谈会寻求生二胎意见，在邻居同意下才能生。等拿到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生育服务证》时，王梅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七个月了。(6月6日《北京晚报》) 较真起来，或许每个公章都有存在的理由，然而，当这些“理由”叠加在一起，放在《行政许可法》实施多年的背景下看，却显得何其荒唐而滑稽 ！一者，这些公章都是行政许可的充要条件吗？譬如，有了独生子女证，起码说明双方是合法婚姻关系，还要结婚证、出生证明、合影照片干吗？二者，整个办理过程竟然是百分百的“纯手工”过程 ，明明可以在网络上共享的公民基本信息，偏偏要人家跑断腿去自己证明自己，“损人不利己”的复杂程度与原始程度让人怀疑，这是不是权力发威的合法恶作剧？
“公章旅行”的乖戾，不只在计生环节。真正的问题其实还在于以下两个层面：一方面，这些年，行政审批权限的清理与收缩已成为建设“有限政府”的大势所趋，各地传出的信号基本是“项目审批加速度”、“行政审批给力招商引资”……建项目、办企业基本上是一站式“服务到家”，为什么偏偏事关民生的这些小细节还活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年代？厚此薄彼的审批权限现状，是不是隐射着“爱民生”还是“爱GDP”的两难选择？另一方面，从行政伦理上看，公职部门是纳税人养活的“服务员”，那么，事关公民权限的行政审批应该遵循“举证责任倒置”的逻辑。换言之，只要公民提出“二胎”申请，在资源充足、权限许可的情况下，公章或者表格应该由审批部门主导完成，公民只须对不确切的信息承担说明责任。
事实上，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早在2001年10月启动，大部制改革后，“能简则简、能放则放、能快则快、能优则优”的行政理念更是深入人心。那么，为什么王梅还是遭遇到“公章旅行”的困境？这个问题指向两种可能：一是自我权限清理往往喜欢“扫天下”而懒于“扫一屋”，类似二胎审批等不常见的权限尚处于不为人知、不为领导重视的境地 ；二是审批权限“瘦身”带有功利化的选择性，能挣钱的讲效率、不挣钱的讲渐进，审批权的清理上也呈现出分化的迹象。
审批权“瘦身”方能终结“公章旅行”，这种“瘦身”不应仅局限在看得见的、可能影响身材的部位，而应该立足于行政权限的整体健康与法治秩序，倾向民生、关注细节。唯有如此，每一枚公章、每一张复印纸才能见证行政权力谦抑而有度的品性。
九州体育辣蛤蜊评论（
/lagala/）原创作品，转载请注明来源。 （来源：九州体育-半岛都市报） [编辑: 孟祥龙]
